警卫排长马金福悄悄来到他身后，提醒首长该上路了。董振堂这才转过身，跨上了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
来到会场时，格尔登寺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显得格外戒备。他们步入寺内，几条横幅标语上写着：
“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路！”
“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
“打到成都吃大米！”
董振堂连日来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但他此时显得异常的冷静，回过头来扫了一眼五军的干部们，然后平静地说道：“咱们先坐下来吧！”
上午10点，大会准时召开，主席台上的张国焘站起来首先发言：“我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蒙蔽了少数红军后于9月10日夜逃跑了！”
台下顿时轰的一声乱了起来，站在一旁张国焘的亲信黄超、李特等人振臂高呼：“反对毛泽东搞分裂！反对毛泽东的分裂行径！……。”
稍停一会儿，张国焘又说道：“我不得不向大家提起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这就是，我们的红军现在只剩几万人了，我们应该大胆地承认，长征是失败了。现在，虽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但我们应该想一想，怎么会弄到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蒋介石掌握了全国的政权，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是总退却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硬要北上抗日，那简直是开玩笑，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机会主义，是退却逃跑！”说到这里，张国焘得意地把手指向台下一方面军五、九军的干部们说：“你们中间有没有机会主义？你们戴的那顶小五角帽（指中央红军的军帽）就是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机会主义帽子底下没有机会主义脑袋？就没有机会主义思想？我不相信。但是，右路军里大多数红军，眼睛是明亮的，相信他们迟早是会觉悟的！”
张国焘不愧是一个演讲天才，他口若悬河，声情并茂，偶尔还装出一副饱受委屈、痛不欲生的样子，将四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在座的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场斗争的真实内幕，但一方面军连遭重创、四方面军蓬勃壮大的现实，让他们深信张国焘是正确的，而犯错误的只能是中央。接着，张国焘又说道：“同志们，我们红军的路为什么会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的错误，但他们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错误？”他指着会场上的横幅、标语说：“很明显啊！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他们走，其用心将断送整个红军。这样无知无能又一意孤行的人，还配做红军的领袖吗？他们已经把十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四方面军带往死路。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跟他们一块儿完蛋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勇敢的站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不打招呼悄悄跑了，我认为这是件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
旁边的陈昌浩立时站起来讲道：“同志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巴西不向张总政委打招呼，拖着1、3军，连夜不辞而别，这是可耻的分裂行为！太令人痛心了！毛泽东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都是他那失败主义、游击习气的恶性发展，才堕落到这步天地。”
会场上口号又响了起来：
“反对右倾逃跑！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毛泽东分裂红军！”
“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张总政委！红军万岁！”
……
台上的张国焘得意的笑着，朱德、刘伯承则严肃地坐在那里，张国焘笑着对朱德说道：“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
朱德严肃的看了张国焘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你都定了调子，我还说什么！”
“你表个态嘛，是拥护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还是同他划清界线。”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到。
朱总司令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讲到：“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抗日，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我认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要我同毛泽东同志划清界限，这一点恐怕我做不到。大家都清楚，我与毛泽东自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国民党称我们是‘朱、毛’红军，哪有‘朱’来反‘毛’的呢？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没有错。”
说完，朱德转向张国焘问道：“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曾电告过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没有？”
张国焘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不高兴地对朱德说道：“不要提远了，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