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较著名的人物——邱山宁，此人比较复杂，曾与冯玉祥有金兰之谊。1908年12月陆大毕业，先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教官，与时在丙班学习的朱德相识。后入北洋新军第三镇第一混成协王化东部任三营左队队官。不久，调入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任中校科员。
1915年4月被派往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任旅部中校参谋官，1916年初，升任第十六混成旅参谋长。1917年7月，与冯玉祥率全旅官兵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底，在南京浦口因和冯玉祥在援助福建李厚基同胡法军作战的问题上产生分歧。遂被冯准长假离职休养，其旅部参谋长职由旅部参谋官张树声接替。此后一段时间内，他曾在北洋陆军中任参谋、参议、参谋处长等职。1926年9月，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联军。邱被聘为国民联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随冯军开赴陕西，参加了西安解围之战。1927年4月随部离开陕西进入中原参加北伐。1928年，冯玉祥在洛阳成立第二集团军训练总监部，下辖十六个训练机构，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军种、兵种。由石敬亭任总监，邱山宁任副总监，不久石敬亭改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集团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邱山宁副总监主持全面工作。1930年6月，他随冯玉祥总部参加中原大战，冯军失败后，邱山宁随部队退往黄河以北的新乡、焦作一带。孙连仲接受南京政府改编后，请邱山宁任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顾问。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宁都率17000余人举行暴动。邱山宁和总部机关人员随起义部队进入中央苏区，受到热烈欢迎，朱德还主动约请其叙旧。不久，邱山宁因担心家小受到株连，经批准从苏区返回白区。
1933年4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邱任同盟军总部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部参谋长。后因蒋介石大兵进逼，冯玉祥于8月5日发表通电，自动取消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名义，结束军事行动。邱山宁奉命留下协助察哈尔省警备副司令佟麟阁负责过渡期间的所有军政事宜。并积极谋划安置同盟军的留察部队。曾将三万余名抗日骨干补充进第二十九路军。使原西北军系官兵重新有了归宿，同时也壮大了二十九路军的实力，为冯玉祥军事集团力量的积蓄和再度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任务完成后，邱追随冯玉祥上泰山读书。不久，与冯玉祥共同组织成立“抗日同盟会”，冯玉祥为会长，邱山宁、佟麟阁、吉鸿昌等人为会务委员，主要吸收冯玉祥身边的参谋和侍从人员及西北军旧部进行抗日宣传和联络。参加人员都要举行宣誓仪式。邱山宁为监誓人。
1936年，邱山宁被授予少将军衔。1937年8月，他随冯玉祥任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议。抗战后期，曾参加南京的日伪政权。1944年，任伪河南绥靖军总司令寇英杰部第1军军长，在河南许昌、漯河等地驻防。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中将高参。
1948年8月，他与陈建夫、朱光正等人组织中国新社会革命党，并任指导部部长。1949年5月，邱山宁丢下家小只身一人由南京去台湾。后到香港赋闲。靠行医看病维持生活。1957年5月25日逝世。
七十四旅二团的刘营长是黄中岳的老同学，也是不愿参加红军的军官之一，他在给黄中岳的信中写到：“本初（黄中岳的曾用名）：我想回家，我把马送给你，请你给我一点路费。”
与刘营长思想相同的还有一部分军官，这些人后来由组织安排，在参观苏区、分发路费之后，都将他们送出了苏区。
建国后任昆明军区副司令的鲁瑞林将军（后曾著书——从马夫到将军），宁都起义时，还是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八二迫击炮连的一名马夫，他的回忆颇具代表：
“十二月十四日晚，我正在团部放哨，突然听到几声枪声，城墙上放哨的人明显增多了，城门只准进，不准出。我被这一现象搞得迷惑不解。天亮后，士兵们都挤在山坡上交头接耳，大概都预感到一定有什么不平凡的事情发生。突然，团副代替团长下达紧急命令：部队全副武装立即开拔，到南门外的河滩集合。
“军令如山倒，虽然没吃早饭，部队立即进入城内。这时我特别注意到平时悬挂在总部的那面青天白日旗不见了，被代替的是一面非常醒目的红旗。一路静悄悄的，只有部队的行进声和偶尔发出的兵器碰撞声。许多部队都在匆匆地走着，还有些躲在城内的地主们，拖儿带女，携带贵重的物品，惊慌地尾随在队伍后面，气氛十分紧张。我紧紧地牵着骡子随部队前进，心里胡思乱想，是不是要我们去打红军？还是红军打过来了？左思右想猜不出个究竟来，最后想：管他娘！听天由命吧！
“等部队到齐后，长官们首先摘下青天白日的帽徽。这时我才明白了那枪声的真正原因，才了解到凌晨口令‘解放’的真正含义。”
原七十五旅一团一营长周俊鸣的回忆则比较有趣：
……剿共之心完全破灭了，再干不下去了，但也不能说不干，如果说不干，给你加一个临阵脱逃的罪名吃不消。于是出了个瞎主义，装病，请病假作壁上观，根本不问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