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中君臣听得大是兴奋。黑矮胖子樗里疾搓着双手嘿嘿嘿直笑：“妙哉连横！先生与苏秦真乃棋逢对手，天下做棋盘，列国做棋子，旷古奇闻也！”
嬴驷摆摆手：“且听先生下文。”
张仪侃侃道：“其二，合纵既立，秦国必有大战恶战。说到根本，战场乃连横之后盾，非战场胜利不足以大破合纵，不足以使连横立威。闻得秦国只有不到十万新军，远不足以与六国联军做长期抗衡。当此之时，秦国扩军时机已到。连横之力，大约可保秦国一年之内无战事。这一年之内，秦国若能成新军二十万，打得一场大胜仗，连横威力便当大显。”
“大是！”嬴虔对军事的直感极为敏锐，拍案高声道：“老夫招募兵员，国尉只管练兵便是！”一向沉稳的司马错也慨然拱手道：“君上，先生之策深谙兵国之道。有太傅鼎力扶持，臣若一年不成军二十万，甘当军法！”
嬴驷倒是冷静了下来：“听先生下文，完后一体安顿便是。”
张仪道：“其三便是吏治。国政清明，方能使民以国为家，愿效死力保家卫国。此乃千古常理，断无二致。目下秦国变法已经三十年，秦公即位忙于外忧，未及整肃内政，朝野已有积弊之患。官员执法有所懈怠，庶民守法已不甚严谨，官场中已隐隐然有怠惰荒疏阿谀逢迎之风。奋发惕厉、法制严明之气象已经有所浸蚀。张仪在六国官场多次遭遇不测之祸，深知吏治积弊乃国家大危祸根。一国为治，绝无一劳永逸之先例，须得代有清明，方可累积强大国力，完成一统大业。六国合纵，秦国暂取守势，若能借此良机大力扫除积弊，刷新吏治，振奋民心，犹如秦孝公借守势退让而变法，使秦国实力更上层楼，则秦国大有可为也。”
一席话毕，座中尽皆肃然。准确的说，是由惊讶而沉默。
战国时代，吏治本是天下为政革新的主题。所谓变法，一大半国家实际上就是在整肃吏治。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齐威王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都是在吏治上下工夫。就连魏文侯的李悝变法，除了部分废除耕地贵族化、推行土地平民私有、土地可自由买卖的“尽地力之教”外，也是将整肃吏治作为变法最主要的大事。其所以如此，一则是彻底变法太难，阻力太大，所需要的内外情势条件未必每个国家都能遇到；二则是整肃吏治是亘古不朽的为政大道，只要君主振作，辅助得力，推行起来阻力小、见效快、最容易直接争取民心。正因为这种“吏治变法”成为一种时尚，法家名士申不害还创立了“申术”，将“法”与“术”并列，使这种以驾驭臣下、防止奸佞的权术学说成为法家的一部分。到了后来，韩非将权术论更加系统，将法家学说变成了“法、术、势”的三位一体，使商鞅坚持力行的以法为本、唯法是从、法制至上的正宗法家发生了极大的变异。这是后话。在这种“术变”潮流中，商君在秦国的变法最彻底，开创了真正的变法时代，被战国之世称为“千古大变”。商鞅变法与同时代其他变法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将根本放在“立法立制”与“执法守法”两个立足点上，从权力体制到土地分配乃至庶民生活，都颁发了系统的法令。
这种变法之下，秦国便真正翻新成为一个全新型的国家，吏治在大变法中便只是一个环节，只是大法推行的一种必然结果。所以，在秦国君臣心目中，只要坚持商君法统，国家便会自然清明，从来没有想过将吏治作为一个专门大事来对待。
今日，张仪却鲜明的将吏治作为治内大策提了出来，座中君臣确实一时愕然。秦国的吏治有那么令人忧虑么？若象山东六国那样轰轰烈烈的当作变法来推行，秦国还能全力对付合纵么？另一层更深的疑虑便是：整顿吏治会不会改变秦国法制？秦法威力昭彰，已经成为秦人立足天下的基石，秦国朝野对任何涉及商君法制的言行，都是极为敏感的。
事关政事，主持国政的上大夫樗里疾便特别上心，他嘿嘿笑道：“果如先生所言，整顿吏治当如何着手？”言外之意，你得先说清办法，从你的办法便可以看出是否可行？
第八章 连横奇对第一国王与第一丞相（3）
张仪何等机敏，见举座愣怔，哈哈大笑道：“张仪志在维护商君法制，岂有他哉！办法么？十六个字：惩治法蛊，震慑荒疏，查究违法，清正流俗！”
“好！”樗里疾拍案赞叹：“先生十六字可谓治内大纲也。改日当登门求教。”
座中顿时轻松起来。嬴虔高声道：“先生还有第四策呢！”
嬴驷沉吟道：“此时称王，是否操之过急了？”
“不迟不早，正当其时。”张仪轻轻叩着书案：“秦国早当是名副其实的王国了。孝公未称王，有韬光养晦之意。犀首苏秦主张称王，而公未称王者，是不想因一名号而招致东方敌意。时也势也，皆非本意也。今日时势大变，称王却有三重必要：其一，六国合纵以秦为死敌，秦国已无示弱之必要；其二，秦国既立抗衡六国之雄心，称王正可彰显秦国决然不向六国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