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的说，军功尚少，当初做嬴虔的前军副将和后来做卫鞅的卫尉，除了他的军旅才华、忠诚品行与奇计功劳，自然还有着朝野君臣对子车氏的怀念与歉疚在起作用。如果说，那是一种带有报应色彩的晋升，那么让他统率新军训练，则是实实在在的重任寄托。秦国再也不是靠世袭功劳过日子的时候了，没有才能，没有自己的功劳，就没有任何家族的荣耀与个人的光芒。在这种大争之世，车英能够拥有如此重要的功业机遇，如何能不激动感奋？
车英完全摆脱了老旧车战的路子，凭着他的兵家天赋与军旅磨练，开始了一丝不苟的新军立制与严酷的实战训练。
第一件事，车英在景监协助下，三个月内就完成了遴选将士、裁汰旧军的繁重任务。卫鞅向他们交代的策略是“裁旧编新，双管齐下”，以求最快的完成新旧交替，防止战事突然爆发。车英带着十名军吏，马不停蹄的跑遍了秦国所有的军营，一个个的挑选出两万余名官兵，又妥善接受了所有可用的军器辎重。其余的七万余名秦国老军，则全部交给景监的班子去安置。如此安排，竟在极短的三个月时间内，使一支新军胚胎初步形成，完成了从旧军的蜕变。这是山东六国根本无法想象的。
第二件事，从各县青壮中一举招募了两万多新兵。因为军功激励，应征者踊跃而来，大大超出。面对从军人潮，车英报卫鞅批准，定了两条军法：一，只招家有三丁以上者入伍，独生子、二子者纵然本领过人，也不招收。二，以魏国“武卒”的标准严格考选。
当时天下最著名的步兵，就是吴起时代训练出来的“魏武卒”。标准是身穿三层铠甲，头戴铁盔，腰佩阔身短剑，身背二十石强弩并带箭五十支，肩扛长矛一支，背三天干粮，日行一百里后尚能保持战力！单以甲胄与随身携带物事的重量论，大约就有五六十斤，更兼甲胄兵器皆是累赘长大之物，在全身挂满的情况下要健步如飞的日行百里，还要随时有剩余体力迎战，谈何容易！对于未经训练的壮丁，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车英的变通办法是：只考校体力与意志，凡能按以上要求披挂，日行一百里者就合格，不要求保持战力。如此一来，纵然秦国乃久负盛名的尚武之邦，也堪堪只选了两万名合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