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时分，卫鞅带着全副班底并一千名铁甲骑士，飞驰郿县。
秋风一起，大地一片苍黄。树叶飘落，遍布井田的民居便疏疏落落毫无遮掩的裸露在田野里。按照卫鞅的变法部署，现下本该是忙忙碌碌的拆迁、整田和分田了，田野里也自当该是热气腾腾了。但是一路所见，除了栎阳城外的田野里有动静外，所过处竟是一片冷清，秋风掠过旷野，触目尽是苍凉。
马队奔驰在井田的车道上，卫鞅觉得特别不是滋味儿。他没有料到赵亢作为一个秦国名士，作为一个大县县令，竟是如此懦弱。也没有料到太子作为国家储君，竟是如此的幼稚冲动。但是他心中十分清楚，这两个人都不是兴风作浪者，他们的背后肯定有更为阴鸷的人物。对于变法过程所能遇到的种种阻力，卫鞅都做了周密的预想，他不但精细的揣摩了各国变法失败的原因，而且在魏国亲自经历了官场的种种阴谋沆瀣，自然不会将掀翻旧制的变法看成唾手可得的美事。虽然他不能预料，阴谋和阻力在秦国将以何种形式出现，但是各种基本的应变方略他是有准备的。对目下的“抗田事件”，卫鞅虽然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却是丝毫没有惊慌，他有自己独特的处置方法。
进得郿县城，卫鞅吩咐车英立即在县府外的车马场搭筑一座辕门大帐。
这辕门大帐，本来是军中统帅在战场上采用的，县城有官府，再搭辕门就颇显蹊跷。车英不解，对景监示个眼色，意思是提醒一下卫鞅不必多此一举。景监却摆手道：“搭吧，左庶长自有用场。”车英不再犹豫，令旗一摆，一队甲士片刻之间便将大帐搭起，二十辆兵车一围，一座辕门帅帐顿时显出。卫鞅又吩咐景监在辕门口树起一块两丈余高的木牌，大书“左庶长卫鞅 力行新田制之总帐”。大牌一立，旗帜招展，甲士环列，一片威严肃杀的气氛顿时弥漫开来。
卫鞅进入大帐，立即吩咐景监率一班文吏进入县府清理民籍田册，并立即发一道紧急公文到栎阳东部的下邽，命令下邽县令立即押解东部孟西白三族的族长，火速赶到郿县。东去特使出发后，卫鞅又命令车英带六十名甲士，即刻前去白氏田庄。
白氏族人居住在平原地带。郿县的渭水平原主要在渭水北岸，大约五六十里宽。孟西白三族就占去了三十多里宽的地面，其中白氏一族地土最广，约占三族的一半。白龙身为族长，和六个儿子都有田籍，七家井田共占地将近五千亩。白龙一人的“大井”，就有田八百多亩，清一色的临渠水田。但是，白龙的庄园却建在大儿子的井田中，没有占用最好的水田。这片庄园占地五六亩，瓦屋二十余间，居住这白龙一家三代八十余口，算得上农家罕见的大家庭。白家能够劳作耕耘的人口不过十来个，却如何种得如此多的土地？
这就得说说自由民和隶农的关系。
第八章 瓦釜雷鸣渭水刑场竟对大臣贵族开杀（3）
西周和春秋时期，公室的领地和贵族的封地，都直接由奴隶耕作，贵族和公室、王室直接管理，直接收获。那时侯，自由民和奴隶（隶农）没有直接关系，自由民占有的土地数量不大而且必须自己耕耘，直接向官府缴纳赋税（实物徭役多钱币少）。后来，商品交换的活跃，大大改变了各个诸侯国新贵族的观念，觉得直接管理大量奴隶在广袤田野上耕作的旧方法太得笨拙，管理吏员庞大且效率不高。就有许多新贵族将封地土地分散委托给富有耕作经验的自由民，同时也将原来的奴隶（隶农）分配给自由民，由自由民督导管理隶农耕耘，贵族直接从自由民收取应该得到的“租税”。战国初期，这种形式在东方国家已经比较普遍，一些大诸侯国变法后，许多隶农也变成了自由民。但在秦国，还延续着自由民管辖隶农的老式井田制。这时的秦国，所有的可耕田都分割在自由民名下。官府只承认自由民的“田籍”（分田占田的资格）。官府和贵族分派给自由民的奴隶（隶农），只是劳动力，只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于是，自由民都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拥有或多或少的奴隶（隶农）。
白龙是自由民中的显赫人物，父子七人各有一井，每井有八家隶农，白家共拥有五十六户户隶农。尽管有隶农耕耘，但白氏家人依旧勤奋。每天日出，白家的男女老少都走出庄园，到白龙划定的“家田”里去劳作耕耘。白龙则带着掌事的大儿子到处走动，查看田野，督促隶农耕耘。日落时分，则聚家同食。成年男子一屋，妇人一屋。所有的三十多个小儿，却都在两棵固定的“大树”吃“板碗饭”，竟是奇特的一景。这两棵“大树”，是两块又长又厚的木板，板上每隔两尺便镶嵌一个铜碗，白氏家人叫做“板碗”。每到饭时，几个儿媳便将饭菜用大盆抬出，分到每个板碗里。“咥饭！”掌家的二儿媳一声令下，守在院子里的三十多个孩子们，便按照年龄大小与男女次序，快步走到自己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