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商社不大，却很是富丽幽静，在咸阳的六国商社中也算是独一无二了。商社不是经商场所，也不是某个商家的私产，而是身在异国的商贾们凑份子建成的公产。这种商社，表面上是接待本国商旅的寓所，实际上最要紧的用处，却是联络本国商旅共谋共议，排解本国商旅间的纠纷，避免进货重复与买卖冲突，对外则尽可能地统一物价，以在秦国大市与他国商人更有力的展开商战争夺。除此之外，商社还有一个隐蔽的使命，便是向本国官府禀报所在国的重大谋划与举动。各国官府与商旅，都将这种消息来源称做“义报”。义报永远都是秘密的，官府不公开赏赐，义报之人也永远不会公然署名。因了这个缘故，义报便有了一个通例：由商社归总拟成密书，由顺路商旅送回。在战国之世，这是各国心照不宣的秘密，谁也不会因了这种秘密而限制商旅往来。毕竟，商旅周流财货，哪个国家也不能拒绝商旅。作为商人，则谁也不会因了这是义报而推委不做。毕竟，国家兴亡是天下大义，四海漂泊的商人也是有根的。因了这种种功能，商社便在事实上成了一国商人在他国的号令中心，仿佛一个国家长驻他国的民间“斥候营”。惟其如此，弱国穷国小国建造商社，便往往是国府暗中出一大半钱，商旅们只在名义上分摊一点儿罢了。但是，商旅众多、实力雄厚的大国商人们，却往往不愿国府染指商社建造，宁肯自己分摊。所为者何来？却也是说法多多，有人说是争个商家名节，有人说为了经商更少束缚，有人说为了不受官场争斗的牵扯，更有人说，是为了避开那些令商旅们头疼的义报。虽说是众说纷纭，但大国商社都是商旅自建，倒也是无一例外。魏国、楚国、齐国、秦国，还有现下的赵国，甚至是卫国与原先的宋国这等国虽弱小却有商旅传统的邦国，商社都是商旅们自建的。
在所有这些有名的商社中，齐国商社最是威名赫赫。
从春秋开始，齐国便是有经商风习的大国。管仲首创的“官府国营大市”，使齐国人学会了做买卖，从此商旅之风大开，齐国商旅遍布天下。到了齐威王时期，临淄齐市已经成了与安邑大梁齐名的赫赫商市。齐宣王后期又经苏秦变法，更加之齐国远处东海之滨，蹂躏商旅的大战几乎从来没有在齐国本土发生过，近百年的太平岁月，齐国人的财富几乎是眼看着蒸蒸日上，齐国商人便渐渐地超越了魏商楚商，成了天下举足轻重的商旅大国。
虽则如此，咸阳的齐国商社却依旧是不显山露水，依旧是秦国迁都咸阳初期建成的那座很不起眼的六进庭院。说它独一无二，这几十年不变便是其一。当咸阳日渐成为最大的商市都会时，其他大国的商社都是翻修改建不断扩地，惟独商旅实力最雄厚的齐国商社，却依然静静地蜷缩在这条林荫覆盖的小街，不可谓不奇。但是，若仅仅是一成不变，齐国商社便也绝不会威名赫赫。
齐国商社的口碑，是在商战中争来的耀眼光环。
自春秋开始，华夏商旅便将商事买卖看作兵争一般，所谓“商家争利，犹如战场”，此之谓也。于是，便有了“商战”一说，便有了将兵器（刀）作为货币形制的匪夷所思的创举！便有了大商家以兵法谋略经商的种种奇谋神话。前如越国的陶朱公范蠡，后如魏国由商入政的白圭，便是以兵法谋略经商而致成功的鼻祖人物。进入战国中期，各国大商竞相涌现，楚国猗顿氏、魏国孔氏白氏、赵国卓氏、齐国田氏、郭氏等。商旅谋略更是汪洋恣肆蔚为大观，以致商旅子弟争相拜赫赫大商为师，修习商战谋略，直如名士学问家招收弟子一般。饶是如此，要将商家谋略学到手，却是比名士传授学问还要难。
白圭曾说：“智不足以通权变，勇不足以临机决断，仁不能取予自如，强不能守定心志，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这便是说，一个出色商家，要比修习学问的士子多出了许多才智品德意志方面的苛求。
老墨子是个不世出的学问大家，他将士子与商人做了比较，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今日士子立身用命，尚不若商人用一布（钱）之谨慎。商人用一布，必求良材而买。士子用命，却多凭意气而缺乏深思明断，岂不悖哉！商旅漂泊四方，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子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无盗贼之危，然而不为！则士子言义，不若商人计利之察也。”这个“察”，便是明晰坚定。如此解去，可知商旅之难，更可知成功商人之难。
秦惠王时期，咸阳大市便已经成为天下商旅的逐鹿大战场。秦武王暴死洛阳，咸阳的山东商人们很是焦虑了一阵子，才酿出了那场六国联军压境时的逃亡风潮。可是，秦昭王即位后，秦国政局日渐稳定，更兼在河外一举战胜六国联军，秦国眼看是无可撼动的天下第一大市了。不管如何爱国，商人们毕竟是不能放弃买卖生计的。山东六国只剩下了一个齐国大市堪与咸阳抗衡，可齐湣王喜怒无常，动不动就要加征商人重税，临淄的商旅人气便也渐渐不那么火旺了。相比之下，秦国法令稳定，税制四十余年几乎没有变化，又以“柔远人”（善待远方商人）为宗旨，多方优待山东商人，一个尚商坊便是天下闻名。于是，咸阳便成了天下商旅趋之若骛的“热市”，非但各国大商云集咸阳，连小商小贩也纷纷涌入咸阳。恨秦国打败祖国也好，骂秦国“虎狼”也好，商旅们却都看准了秦国是个淘金之地，是上佳的商战大场，谁不占领咸阳大市，谁就将失去商界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