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夜，朱德致电各部首长：
甲、兹重新规定各补充团正式拨给各兵团管辖，区分如下：一、江西补充第二团、于都补充第八团拨给一军团。除补二团已补一军团外，一军团应即派员到于都接收补充八团，并于十五号晚带往一军团集中地点。二、补充第三、第四团均拨给三军团。补充第三团，应令其由长胜随三军团后十六（日）早开到三军团第二集中地区之车头；补四团由三军团派员至于都接管，于十六号晚开至埠前冈附近，随三军团后跟进。三、补充第五团仍拨给五军团，由五军团派员至江背洞直接接收。在五军团末移动前，仍继续接收新战士，当五军团移动时，即随五军团后方部移动，并特别进行巩固工作。四、于都补充第六团拨给八军团，由八军团立即派员前往于都接收，并于十五日晚开往社富地域随八军团行动。五、现在于都之补充第一团拔九军团，由九军团立即派员到于都接收，并于十五日晚由于都开往会昌。到达会昌后，即随九军团行动。
乙、各补充团拨给各军团干部及新战士，全部均由各军团负责训练，并切实进行巩固工作。第七补充团干部仍须继续接收新战士，准备补充二十四师及军委直属部队。该团驻地由项主席指定。
丙、执行起情形，望电告。
10月17日，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坚守兴国近半月，然后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独立三团。于18日夜晚，全军赶到于都的仓前、罗坳一带集结，仅停留了一天，在接收了兵员、物资等各项补充后，就匆匆赶到于都河边，准备渡河。
站在河岸边，董振堂内心感慨万千。他舍不得离开这块红土地，在这里，他由一位国民党将军蜕变为坚定的无产主义者，成为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为保卫这块红土地，他与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而今，就要离开这片热土以及给予革命最大支持的苏区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够打回来呢？……
已调赴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匆匆赶来送行，董振堂迎上前去，两位亲密的战友紧紧拥抱在一起。面对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围困，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意味着什么，董振堂心里十分难受。
“刘主任，真想和你在一起，并肩战斗啊！”
刘伯坚深情地说道：“我何尝不想啊，组织上决定把我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我必须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你这次率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肩上的担子也不轻啊！”
此刻，军情已十分紧急，敌人的炮击越来越近，身后的战士们都是奔跑着上到浮桥，时间不多了。
刘伯坚从容地说道：“老董，该上路啦！一路保重，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祝你们前途顺利！”
还能说什么呢？千言万语，难诉衷肠，董振堂坚定地回答道：“刘主任，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斗争会更加残酷，你要多保重，我们会争取早日打回来的。”
这时，许多根据地乡亲站在河边，唱起了《十送红军》的歌儿：“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声声叫，树树梧桐叶呀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呀么再回山……。”乡亲们扶老携幼，站立在岸边，就这么反复地唱着，唱到人人落泪，唱到红军大队人马消失在对岸的崇山峻岭之中，还久久不忍离去。
主力红军走了，艰苦而悲壮的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就此开始。一九三五年三月，刘伯坚率部突围，准备向粤赣边游击根据地转移。在途中遭敌重重包围，苦战一天一夜，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纪陈丕显冲出重围，时任江西省委书纪的阮啸仙中弹牺牲，刘伯坚在指挥作战时身中数弹，他的警卫员谢有才拼全力背着他且战且走。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刘伯坚忍痛推开警卫员喊道：“快跑！不要管我，多冲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就这样，刘伯坚为掩护其它同志突围，在江西信丰、会昌交界处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
刘伯坚被俘后关押在大余，不仅受到敌人反复的刑讯和肉体折磨，还多次被押到城里游街示众，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刘伯坚大义凛然地对主审他的国民党官员说道：“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要杀便杀，何必废话！”
敌人在他身上可谓绞尽脑汁，却得不到一丝结果。由于刘伯坚曾担任过国民军的政治部主任，协助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国民党军中许多要员都曾经是他的同事。因此，敌人无奈的劝说道：只要办理一个脱党手续，就可重获自由。刘伯坚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说：“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你们不要再费心机了！”
审讯的官员带着叹息和钦佩之心再次问他：“你说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的回答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
在狱中，他回首自己革命的一生，为求工农的解放而奋斗不息。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什么可遗撼的，于是写下一首千古绝唱——《带镣行》
这首大义凛然的诗词，抒发了刘伯坚烈士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刻，那种视死如归，豪迈的革命气概。
临刑前一刻，敌人还幻想着他能屈服，面对递上来的纸笔，刘伯坚从容挥笔，给与他一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爱妻王淑振（已在闽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写下一封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