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见识过民族之间的压迫。
那是充斥着血腥与暴力。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单纯的阶级问题，而是民族矛盾问题。
这样的问题是非常难处理，绝不是一时半刻可以缓解得了。
对于此问题，托洛茨基给出了一个方案。
“在法律上修订关于民族问题的事宜，将所有民族歧视的内容都写入进去，一旦违犯便以刑法定罪，犯得太多的人，可处以死刑。”
虽说苏俄曾经考虑过废除死刑，但是在玛利亚的强烈要求下，加上确实有太多严重的罪犯，死刑被保留了下来。
然而，将死刑用在了民族歧视上面，却又显得有些过分。
对于此事，雅可夫表达出自己的意见。
“我们应该要尊重每一条生命，死刑不可以滥用，而且关于民族问题上，如果贸然使用死刑恐怕只会加重民族之间的矛盾。”
“所以我认为，除非出现命案，而且是有主观杀人成分，才能使用死刑。”
在这问题上，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但至少可以确定，民族问题必须通过长时间去处理。
这不单单是俄罗斯境内的民族问题，更是全世界的民族问题。
而且相对于原时空，现在的弗拉基米尔更了解现状情况。
原时空里面弗拉基米尔与约瑟夫之所以产生矛盾，主要体现在格鲁吉亚案中。
由于那时候的弗拉基米尔被疾病拖垮了身体，导致他逐渐远离政坛。
而且也因为疾病的原因，弗拉基米尔几乎失去了对外界情况的了解。
反观当时的约瑟夫，他是格鲁吉亚人，而且对那片地区拥有着充分了解，故而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事风格。
而这，也就成为了双方的矛盾激化点。
但现在不一样了。
弗拉基米尔没有中风，他几乎对苏俄的建设几乎是亲力亲为。
尽管无法面面俱到，但他对每一件大事都能第一时间获得最新资讯。
正因如此，现在的弗拉基米尔的理想政策，会根据现实情况而做出调整。
而民族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认为，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得了。
虽说他没有赞同托洛茨基的方案，但也没有否认他所提出的法律行为。
如果不以法律进行约束，不久之后，大俄罗斯主义必然会死灰复燃。
民族问题短时间是无法得到解决，但通过法律进行约束这一步确实是迈出去了。
至于是好是坏，是有用还是无用，则需要时间去见证。
接下来就是经济上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新经济政策已经开始推行，并根据现实情况而不断做出调整。
但问题也随之而现。
每一个地区发展都不一样。
例如乌克兰，虽说是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但乌克兰更丰富的是当地农业。
而且伴随着乌克兰的农业发展，富农和贫农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
在战争时期，为了确保内部统一，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是拉拢富农，打击地主。
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并且防止富农倒戈向反动势力，苏俄事实上是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协。
可是随着战争的胜利，苏俄政府为了集中土地，然后重新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进行划分，便规定了‘没收一切土地归苏俄政府所有’。
这个规定对于贫农而言是绝对有利，然而对于中农和富农而言是不公平的。
正因如此，开始反对他们的人，转而成为了中农和富农。
随着时间推磨，逐渐演变成之农民之间的内斗，甚至还出现部分中农罢工行为。
而这些事情更多发生在乌克兰地区。
因此在他们的《土地改革》方案中，也要根据现有情况进行调整。
特别是乌克兰地区的富农，如果得不到控制，必然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
关于这一点，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探索，毕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一旦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引发农民起义。
虽说原时空中，苏联的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但这个时空，玛利亚认为能够避免就尽可能的避免。
对于农业问题，雅可夫还有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应该解放农业人口，转而增加城市人口。”
由于土地改革是由雅可夫负责，所以在这方面他更有话语权。
而目前的苏俄，正是以农村人口居多。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很早就之前就考虑过，而且率先考虑将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的人，并不是苏俄人，而是玛利亚曾经的老师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的观点是，如果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则需要大量的工业化劳动人口。
如何增加工业化劳动人口？
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增加城市人口。
考虑到这一点之后，斯托雷平便展开了改革措施。
只不过斯托雷平所进行的人口改革太过于直接粗暴，引发了大量的事故。
虽说如此，但斯托雷平也确实为俄国城市化人口打下了基础。
雅可夫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考虑，如何加强苏俄的城市化。
“我们都知道，现在苏俄的大部分土地都是以农村为主，即使有相对应的城市，但城市人口依旧不足。”
“如果要实现城市人口大规模集中，就必须再一次解放农村内的剩余劳动力，让他们进入城市。”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的趋势，这一点是不可阻挡得了。
而且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需求的增加，农民进入城市也是必然的趋势。
但农民本身就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小资产性质，因此在对待农民上面必须慎之又慎。